奥运安保先锋:苏-27与中国空军的发展

　　根据奥运会安全保卫整体方案，解放军陆海空军部队主要承担七个方面的任务：一是各赛区的空中警戒；二是濒海赛区及周边赛区的海上安全警戒；三是协助公安和武警部队防范和打击恐怖活动；四是各种灾害、灾难的抢险救援；五是协助做好边境的管理和控制；六是协助做好有关情报信息保障工作；七是其他需要军队协助的临时性任务。

　　军队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最高指挥机构为“军队工作部”，隶属于北京奥运会安保指挥中心，同时接受总参谋部领导。

　　台湾东森新闻网和香港《文汇报》7月初曾透露说，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执行禁飞任务的有驻北京和华北地区的空军苏-27精锐战机。这些战斗机将“全天24小时”在北京和华北上空巡逻，一旦发现可疑目标，能在“数以秒计”的时间内展开拦截行动。
 
　　人们要问：为什么此次担任重任的不是歼-10战斗机而苏-27呢?苏-27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飞机？

　　苏-27战斗机是苏霍伊设计局研制的双发重型高机动性战斗机，设计要求是提供一种有效对付美国所有潜在先进机型（特别是F-15）的前线战斗机，主要任务是国土防空、为深入敌后进行攻击/轰炸的飞机护航、海上巡逻和拦截。
  
　　1969年开始设计，1977年5月20日首飞成功，1985年开始批量装备苏联国土防空军。1989年巴黎航展，苏-27战机首次公开亮相，便以一系列高难度飞行动作轰动世界。此后，苏-27成为世界各地航展的宠儿，均技压群雄，大出风头。
  
    不过，苏-27真正为广大中国军事迷热切关注，还是在于它在90年代为中国空军所引进，成为中国空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但很多对苏-27的介绍都稍显零散或者不够全面。

苏-27战斗机

    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为扭转空军装备长期积弱的局面，拨出巨额专款与西方国家合作改进现有武器装备，1989年6月以后，西方国家对华实施“制裁”，军事合作项目被迫终止。以中美合作改进歼-8Ⅱ战机的“和平典范”计划为例，历时4年半，耗资近2亿美元，最后无果而终，给中国方面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将目光转向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苏联，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20年来中苏首次高层首脑会晤，实现了中苏关系正常化。同年9月，苏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大将在《红星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愿意向中国出售包括米格-29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1990年4月中国总理李鹏访问苏联，双方正式签署合作纪要，为恢复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系打开了合作之门。1990年5月中国自苏联米里设计局引进24架米-17军用直升机，作为双方合作的试金石，这也是对美国方面拒绝售华CH-47直升机的回应。
  
    1990年9月17日，一个高规格的中国军事代表团被带到莫斯科城外的库宾卡飞行基地。在那里，苏联飞行员尽力地向中国客人展示着米格-29飞机的优良性能。然而就在飞行表演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一架米格-29战机在表演低空飞行特技时突然坠毁，机毁人亡。苏联空军的一位飞行副师长立即奔向备用机升空继续表演，但航程短，性能较低的米格-29还是没有打动中国客人。
  
    从米格-15开始，亚音速的歼5（米格-17）到两倍音速的歼7（米格-21），中国空军所装备的几千多架战斗机一直都是米格系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米格飞机可算是中国空军的老伙伴。从当时苏方的安排来看，苏联人是非常希望中方能够选择米格-29作为其新一代主力战机的。因此甚至拒绝了中国人看一眼苏-27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更加深了对该机的兴趣。
    
    苏-27与米格-29同为前苏联第四代主力战机，其发展模式与美国空军的“高低搭配”政策极其相似。作为高档型的苏-27不但比同期发展的低档型米格-29更大、更重、总体战力更强，其技术层次及制造工艺亦远胜后者。
  
    苏霍伊设计局战后所设计的飞机主要分为两大体系，一种是供空军前线航空兵使用的对地攻击机，如苏-24、苏-25等，一类则是供国土防空军歼击航空兵使用的拦截战斗机，如苏-9、苏-15一类，这种机型向来只部署于苏联本土，连驻东欧的苏军部队都难得一见，更不要说出口外销。这充分显示出该机在前苏联防空体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对于中国为什么不采用相对“便宜”的米格-29，而选择“昂贵”的苏-27？中国选择苏-27作为其新一代主力战机目的，是出于高起点的选择，为加速本国航空工业的建设发展而寻求一条捷径。
  
    1990年11月，中苏双方达成关于购买24架苏-27战机，并继续引进24架苏-27意向的双边协议，苏-27的SK型单座机由阿穆尔河畔共青城飞机生产联合体（KnAAPO）生产，UBK型双座飞机由伊尔库茨克航空生产联合公司（IAPO）生产。这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金额最大的军火采购，作为苏-27首次对外出口，也是中国空军历史上第二次急速现代化的起点。中国内部将此项目称为“906工程”。
  
    协议签署后，苏联派出苏-27来到中国，于1991年2月在北京南苑机场进行了精彩展示，以其一流的外形设计及超机动性能，令中国空军将领叹为观止。这时，西方世界还被蒙在鼓里，仅仅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飞行交流活动罢了。
  
    1992年6月27日，首批12架苏-27战斗机，包括8架SK单座型和4架UBK双座教练型，由俄罗斯后贝加尔军区的吉达机场起飞，经蒙古领空，于当日上午10时15分安全飞抵中国安徽芜湖空军基地，列装空军第3师的第9团。这时，苏联已不复存在，由继承了苏联国际权利和义务的俄罗斯继续履行对华合约。
  
    1992年11月25日，剩余的12架SK单座型飞机由KnAAPO机场直抵芜湖空军基地。至此，苏-27正式加入了解放军空军装备序列，共计24架（20架苏-27SK、4架苏-27UBK）。此时距苏联正式装备苏-27也仅7年（1985年6月22日远东地区泽米吉空军基地正式装备首批20架苏27）。1990年便同意向中国出口当时最先进的苏-27，表明了苏联恢复对华关系的巨大诚意。
  
    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后，立即在西方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弥漫在西方的各大主流媒体上，似乎中国人马上就要用这24架苏-27去征讨全世界了。这种神经质的反应简直不可思议，不过这一“中国威胁论”的后遗症迄今未消，西方世界仍在以不同方式压制俄罗斯，要求不再对中国出口先进武器。但俄罗斯政府顶住了这一要求，这一方面即是出于对华贸易所能获得的大量利益和硬通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地缘政治平衡的战略考虑。
  
    率先拥有苏-27战机的空军第3师是中国空军的第一王牌部队——他们驾驶着米格战机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中国空军各单位最多的战果，而前任中国司令员王海就出自这个师的第9团，他是一位空战英雄，该团有一个大队以他的名字命名。第9团的飞行员们驾驶着苏-27战机迅速形成战斗力，深得中央军委的表彰。1993年空军第3师罕见的以师建制荣立集体一等功。
  
    1994年，由于合同付款问题，俄罗斯与中国没有立刻签署后续协议。中国为第一批苏-27战斗机支付的货款有70%是用各种轻工业产品及食品以易货交易形式支付的，俄罗斯希望中国以后的订购都能使用国际通用的硬通货——美元支付。
  
    1995年5月，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访问俄罗斯，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表示同意以美元支付第2批以及后续批次的苏-27，但要求俄罗斯把苏-27战斗机技术转让中国，由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自行制造，双方签订了补充协议。
  
    1996年4月，10架苏-27（4架苏27SK，6架苏27UBK）飞往广东遂溪空军基地，交付给中国空军的空军第2师第6团。1996年7月25日，再交付剩下的14架苏27SK。

2007年4月24日，在鞍山空军基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在中方人员陪同下登上苏-27战机。

    第二批24架（18架SK、6架UBK），苏-27交付后不久，1996年9月9日，9615号台风突然袭击了遂溪基地所在的雷州半岛，这场台风的风速在50米/秒以上，相当于15级台风，遂溪基地为苏-27建造的机库尚未完全完工，若干架停放在露天的战机不同程度受损，不过KnAAPO的修理专家都为其一一修复。这次事件很快便在中国空军对外公开出版的《中国空军》杂志上予以了披露。
  
    据专家估计，这两批交易的总价格为15-17亿美元，包括48架战斗机以及必需的地面设备、机载武器、飞机备件以及飞行人员的培训等等。
  
    在90年代针对台湾的一系列军事演习中，空3师和空2师的苏-27机队先后亮相，他们曾多次夜间长途转场，进入东南沿海区域配合演习，表现突出。
  
    由于中国只获得了单座型苏-27的生产许可证，为了在苏-27机队规模扩大以后，保证大批苏-27飞行员的培训，1999年12月3日，俄中双方又签署了订购28架苏-27UBKV2的合同，均由IAPO生产。2000年12月15日，IAPO生产的苏-27UBK交付4架，这4架装备到位于河北沧州的K026基地，也叫空军飞行试验训练基地，其职责和任务相当于俄罗斯空军的利佩茨克第42飞行训练中心。
  
    紧接着12月22日IAPO又交付8架，余下16架在2002年分两批交付，2002年9月完成合同。这24架飞机被装备到重庆白市驿基地的空33师，该师隶属于成都军区空军，中国的第一个宇航员杨利伟就出自这里，不过他似乎没有飞过苏-27。
  
    至此，俄罗斯一共向中国出口了3批共76架苏-27，其中包括36架苏-27SK单座型，40架苏-27UBK双座型，在此之后，中国转向采购苏-30，而苏-27则开始由沈阳飞机制造公司自行生产。
  
    中国为购买76架苏-27共耗资25亿美元。这笔款项对稳定KnAAPO、IAPO以至苏霍伊集团极为重要。一系列的大笔军购合同使苏霍伊设计局及其关系企业——相关的飞机总装厂、机载设备、发动机和武器装备生产企业获益良多，KnAAPO作为在90年代那一困难时期能够按时为工人发工资并采购新型机床的企业吸引了众多羡慕的目光，而苏霍伊设计局也得以在得不到俄罗斯空军拨款的情况下，能够自行研制更先进的苏-37和S-37，其对手米格集团正是因没有飞机被中国空军选上而使公司一蹶不振。
  
    拥有苏-27战机，不但使中国空军踏入了世界先进空中力量的行列，更重要的是让中国空军领略到了高性能战机游戏，极大的激发了“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现代化局部战争”的雄心壮志。特别于台湾方面已经获得F-16A/B与幻影2000-5的今天，维护统一大业的重责大任，自然就落在了已进入中国空军服役的苏-27身上。

中国某部苏-27机群

    在经过测试飞行后，中国军方了解到该机的性能的确十分先进突出，甚至连中国正在研制中的新一代歼击战斗机都不能有效对付它。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仿制苏-27的争论便在军方与航空制造部门之间激烈展开。以军方的观点而论，用苏-27这样的高性能战机替换日益陈旧的机群已迫在眉睫，而自制的新一代战机尚待时日，因此仿制苏-27是解燃眉之急的唯一有效方法。
  
    而对于航空工业部门来说，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将从苏-27上获得的先进技术用于自行开发的项目，例如用AL-31F发动机改装新一代战机，用P-27、P-73空空导弹加强国产歼7、歼8的战斗力。对于仿制苏-27则不感多大兴趣，多数意见认为仿制俄制战机将直接影响到他们自身的项目，例如歼10战机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最高军事决策层——中央军委做出了以下发展策略：即在自力开发新一代主力战机的同时，将仿制或者转让制造苏-27提上日程，保持并提升国家航空科研的实力。
  
    对于俄罗斯来说，似乎更愿意向中国销售的是产品而不是技术。但在中国方面强烈要求技术转移，否则该机的采购量将不超过48架的压力下，双方于1993年8月展开谈判。在经过3年的拉锯之后，1996年12月6日，俄中签订了转让苏-27生产许可证的协定，整个合同总额估计为25亿美元。
  
    根据合同，中国在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属下的沈阳飞机制造公司（112厂）在15年时间内制造200架苏-27（年产约14架），其中第一批苏-27的机体全部由KnAAPO提供，以后批次的机体逐步过渡到由中国航空工业根据俄罗斯转让的全套工艺文件自行制造，但俄罗斯仍然提供全部200架飞机所需的发动机、雷达及电子设备、机载武器。中国沈阳生产的苏27不允许出口给第三国。如果生产数量达不到要求，中国可以要求俄罗斯生产。
  
    中国制造苏-27代号为“11号工程”，装备部队的正式名称则是歼击-11型战斗机。在谈判的开始阶段，KnAAPO向中国推荐的型号是单座多用途型苏-27SMK，但中国空军的评估认为在现代高威胁环境中，飞行员显然难以单独担负危险而复杂的对地攻击任务，F-15E这样的双座多用途型才是最佳选择。最终放弃自行制造苏-27SMK而选择了购买苏-30MKK、自行生产并改进苏-27SK型的道路。
  
    1997年夏天，俄罗斯向中国方面交付了全套工艺文件。1998上半年，沈飞开始组织生产首批2架苏-27。1998年9月1日，第一架组装飞机首飞，第二架年底试飞。1999年9月后，这两架国产歼-11开始交付部队。他们被装备到空2师6团，与俄罗斯原装的苏-27进行对比，据信经飞行员的对比使用，认为达到了俄罗斯原装飞机的水平。
  
    2001年，沈阳军区空军的空1师1团——中国空军资格最老的部队，开始批量换装歼-11战斗机。
  
    2002年，有消息说歼-11装备了位于河北张家口的空7师，这是北京军区空军的第一支苏-27部队（河北沧州的K026基地为空军直属）。
  
    2003年，据称位于宁夏银川的空6师也开始装备歼-11，这是兰州军区空军的部队。至此，中国的七大军区空军部队都部署了苏-27系列战斗机，以适应不同方向的作战需求。
  
    沈阳生产的歼-11在俄罗斯与中国都没有列入苏-27系列进出口统计，被另外计算。所以沈阳生产的歼-11具体数量外界难以了解。但是根据已装备了三个团的情况计算，那么应该是已经生产并装备了72架战斗机（中国空军的每个战斗机团一般装备24架飞机）。另外加拿大汉和防卫评论的最新报道，沈阳飞机公司最近已经收到了第95套苏-27SK的组装套件。并称“目前整个组装生产非常顺利”。
  
    根据所见到的少量照片，中国自行生产的苏-27在工艺方面甚至超越俄罗斯生产的原型。并有传闻，中国航空工业的专家正尝试着将自行研制的雷达、发动机、机载武器换装到歼-11上，这些装备的不少性能比俄罗斯所提供的装备更为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