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楼(1911-1965),福建武平县人，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军事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空军创始人，空军之父。原名兴昌，清宣统三年(1911年)生于武平湘店乡贫苦农家。出生不久母亲即去世，由房亲刘德香收养，改名振东。亚楼是他1929年人党时自己更用的名字。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早在1929年秋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当地农民武装暴动后，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班、排、连、营长，支队、团的政治委员。由于他善于学习，勇于实践，指挥才能显著提高，1932年3月12日成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创造了二年半从战士晋升到师政委的奇迹。
刘亚楼上将
1930年6月，红四军主力由赣再次入闽，并经武平抵汀州。在汀州整编成立中国工红军第一路军，接着又改为红军第一军团。不久，按照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夺取南昌、九江的指示从汀出发北上。7月，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与红三军团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1931年11月撤销红一方面军总部，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统称“中央红军”。
赣州战役后，1932年3月12日，中央红军各军的序列作了调整，刘亚楼同志由团的政治委员晋升为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刘亚楼将军与毛泽东主席
1932年底，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本年7月恢复建制)编制序列及领导人进行调整，刘亚楼同志任第一军团第十一师政治委员。
1933年6月7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对红一方面军部队进行一次大的整编，一律撤销军部，并将一部分地方军编入野战军。整编后刘亚楼同志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参谋长毕占云)，后任第二师政治部主任。
1933年9月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红军领导人作了适当的调整，刘亚楼同志任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
1934年10月，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此时，刘亚楼同志任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代号建昌)政治委员。
长征四个月以来，中央红军部队减员很大，为了减少机构，充实部队，1935年2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对中央红军进行整编，合并一些军队，撤销第三军团、第五军团、第九军团所属的师部。整编后刘亚楼同志任第一军团第二师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为了加强统一指挥，1935年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基础组成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两支红军主力部队进行了整编。其时，刘亚楼同志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朱德和刘亚楼欢送空军出征将士
1935年9月1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俄界举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军第一方面军(1934年1月撤销，1935年8月恢复)主力、中国共产党中央、中革军委直属机关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刘亚楼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
1935年11月3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刘亚楼同志任第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政治委员肖华，参谋长钟学高，政治部主任邓华)。
1935年底，红军以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刘亚楼同志任右路军第一军团第二师师长。
1936年7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开办，刘亚楼任该校训练部部长(“红大”教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校长林彪，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同时参加第一期第一科(主要训练红军团以上高级干部)学习，在抗大期间，曾协助毛泽东写作。
1936年12月，中国抗日红军大学分设第一校、第二校。刘亚楼同志任第一校训练处长(校长由“红大”校长林彪兼，教育长由“红大”教育长罗瑞卿兼，政治部主任由傅钟兼)。
1937年1月20日，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校、第二校由保安迁到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刘亚楼同志任训练部部长，后任教育长，直至1939年赴苏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9年在去苏联途中，经停新疆，曾任八路军驻新疆部队的参谋长，后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9年8月下旬，李德在华居留七年后随周恩来等同机前往苏联。同年12月，共产国际“根据中国党的意见”开始了对李德的审查，参加者有周恩来、毛泽民、刘亚楼以及共产国际监委主席佛罗林,刘亚楼在相关会议上以事实为根据严正指出了李德的错误。
1942年冬天，斯大林格勒战役进入了关键时期，有着中国东北抗联教导旅指挥员和苏联红军少校双重身份的刘亚楼，提出了一个构思新颖的作战样式，得到了苏联统帅部的赞同。尽管战争形势开始了变化，双方统帅部的注意力还是完全被吸引在了斯大林格勒，战斗依然处于胶着状态。鏖战之中，德军上将保卢斯无意间发现自己指挥的第六军正处于一个突出位置，侧翼是两个罗马尼亚军，但是距离已经很远，这样的格局对德军非常不利。11月中旬，斯大林格勒战役即将进入反攻阶段。这时，已经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并成为苏联红军少校参谋的刘亚楼适时提出了一个构思新颖的作战样式。刘亚楼向苏军统帅部建议，为了能够在冬季大规模聚歼德国装甲机械化部队，苏军的运输方式应该有别于德国，所以必须发挥适应严寒作战，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各兵种优势。首先出动战斗机掌握制空权，打击德军空中力量，掩护轰炸机，扫平地面进攻的障碍，而后以强大的装甲部队为先导，以西伯利亚骑兵和高加索滑雪部队快速跟进，实施陆、空协同作战。接下来的几次冬季战斗证明，这种构思新颖的作战样式是切实可行的，这让苏联最高统帅部对刘亚楼提出的建议非常关注，多次动员他加入苏联国籍，并打算用苏联的两个集团军与中国交换刘亚楼，刘亚楼为国际红都莫斯科的保卫战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他以苏联红军少校身份随苏军向日本精锐的关东军开战，迅速攻人祖国东北，日本投降后，成了驻大连苏军与中共大连地委的联系人。
1946年春回国后，亚楼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航空学校校长。不久，东北军区成立，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他任军区参谋长，野战军参谋长，参与组织解放全东北的辽沈战役。1948年底受命直接组织和指挥天津战役。1949年3月，任十四兵团司令员。
1950年5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正式批准刘亚楼代表空军上报的方案，决定以航校速成班第１期学员为主，由歼击、轰炸、强击航空兵团队组建空军混成第4旅。空军第四混成旅在南京成立(当时对外号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太平洋部队”)聂凤智任旅长。新中国第一支航空部队，何故名为四旅?刘亚楼将军曾对聂凤智将军言：“我已考虑好久，还是叫四旅好。叫第一容易产生老子天下第一思想。”同时，刘亚楼将军还决定，空军部队的首位番号，如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都虚位以待，将来谁打得好，就留给谁。
朝鲜战争，开创了世界航空史上喷气式对喷气式的新时代，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人朝参战，提出了著名的“一域多层四四制”空战战术，狠狠打击了美国侵略军，为取得抗美援朝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一个最古老国家的最年轻空军，给一个最年轻国家的最老牌空军，造成了心理上极大的震撼，由此奠定了中国空军在强手如林的世界空军中的地位。对中国空军第一号人物刘亚楼，不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赞赏，连美国军方也认为："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将军是位制订作战计划缜密的优秀将军。"
1951年1月21日，我雷达发现20架敌机沿平壤至新安州一线对铁路进行轰炸。我28大队以6架飞机出击。编队接近新安州时，发现敌机在攻击清川江桥。我28大队大队长李汉遂率队迂回到敌机的后面，在距敌400米处，他用固定光环瞄准射击。浓烈的烟云下，敌机纷纷向黄海上空逃去。后来，根据李汉的射击照像胶卷，判定为击伤F-84敌机1架。
接到捷报，刘亚楼即发出贺电，指出这次空战，"证明年轻的中国人民空军是能够作战的，是有战斗力的"。在初次空战胜利和空军首长高度评价的鼓舞下，28大队情绪高涨，在23日和29日又打了两次胜仗，击落击伤敌机2架，而自己未受损失。28大队在苏联友军的配合下，向清川江以南地区频繁出击，迫使敌机的活动退到平壤以南，美军完全掌握制空权的局面被打破了，清川江以北便成了我米格飞机的天下。侵朝美国空军承认：米格飞机在清川江与鸭绿江之间，几乎占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自此，美国空军第5航空队便把这一地区的空域称为"米格走廊"。这个具有特定涵义的称谓，在朝鲜战争期间一直被沿用。
刘亚楼将军下部队常戴白手套，以拭窗格、门背、墙角，若有灰尘，必遭痛骂。故部队又流传口头禅曰：“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刘司令来检查。”
1958年，叶剑英、刘亚楼、韩光（前排从右至左）等在沈阳观看我国自行研制的飞机作飞行表演
刘亚楼将军召集会议，一不准抽烟；二不准喝茶；三不准摆水果。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若有人发言不着边际，将军即斥之。
刘亚楼将军勤学习、爱思考、善分析、长归纳，军事干部有政治家头脑。1964年7月7日，空军某部二营一举击落国民党空军头号王牌李南屏驾驶的U—2型飞机。按惯例，此事只须写一捷报上报中央军委即可。而刘亚楼将军则大做“文章”，亲自向中央军委起草报告。报告将二营建国后4战4捷概括为：1959年第一仗是按苏联专家给我们的办法打的；1962年第二仗是一半一半(即有我们创造的一半)；1963年第三仗完全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战法；1964年这一仗表明，地空导弹部队不但能在简单情况下作战，而且学会了在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作战。毛泽东阅后大喜，挥毫批曰：“亚楼同志：此件看过，很好，向同志们致以祝贺。”
刘亚楼查看漳州之战中打下的美制U－2飞机残骸，右为叶飞
刘亚楼将军办公室内挂满飞行员中战斗英雄照片，有赵宝桐、王海、张积慧、鲁珉等。每有客来，将军必一一介绍，如数家珍。将军尝言：“培养一名飞行员需要相当于一名飞行员体重的黄金(120斤)。他们是军中之珍，国中之宝。”
刘亚楼将军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行政四级，享受大将待遇，(比一些大将还高)1955年6月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此后，他加强空军训练，重视航校的建设。担任过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科委副主任，中央军委委员，1959年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1961年兼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任副院长)，负责原子弹的研制，中国人民航空运动协会名誉主席。在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上高票当选为中央委员。1965年5月7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林彪和彭真、贺龙、聂荣臻、罗瑞卿等领导人在北京机场等候迎灵,并护送到中山公园中山堂内，三军轮值守灵，享受大将国葬待遇。他通晓俄文，是我军少数接受正规军事理论教育的高级将领，写有《战乌江》、《学习毛主席军事思想》、《天津战役是毛主席军事思想主要译著有《红军野战参谋业务条令》、《斯大林论克劳塞维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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