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对日本宣战，中国和美国成为了盟国。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罗斯福总统首先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提升美国驻中国军事单位的层次。珍珠港事件前几个月，就已经有美国军事顾问团驻扎在重庆，现在改由更高的司令部取代，原来北平的美国大使馆担任语言军官的约瑟夫.W.史迪威，现在被任命为这个战区的美军司令官，他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
| 蒋介石夫妇和他的美国参谋长史迪威在一起。后来蒋介石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条公路 |
克莱顿.比塞尔晋升为美国陆军航空兵准将，成为史迪威司令部麾下的空军最高军官。陈纳德也被提升为航空兵准将，虽然陈纳德在军队的资历比克莱顿.比塞尔老，但是却比他晚一天晋升将军军衔，因此职务就比他低。
陈纳德将军
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队在昆明机场举行了一个仪式，就宣布解散。同一天美国陆军空军中国特遣队(China Air Task Force)成立，标志着美国官方的航空力量正式进入中国，作为盟国参战国站在中国一方对日本作战。在行政编制上，美国陆军空军中国特遣队隶属司令部和基地都在印度的美国陆军空军第10航空队。
美国志愿队解散后，比赛尔准将接见了志愿队的全体人员，并敦促他们加入新成立的中国特遣队。但是，他不是用劝说的方式，反而是威胁和恐吓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屈从而是回国，那么他们马上就要被征召入伍服役。但是，志愿队员都是以平民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作为美国军方的克莱顿.比赛尔是无权对他们下命令的。
实际上，如果当时对他们和颜悦色劝说，并给予他们一个回国度假的机会，那么相信他们绝大部分都是会留在中国参加特遣队的。然而事与愿违，他们许多人就此离开中国。克莱顿.比赛尔将军是犯了一个错误。
陈纳德私下恳求职员队人员再呆两个星期看一看，直到新单位的接替人员到来。于是有55个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延长了他们的合同，继续留在中国。他们当中有约翰.皮塔其(John petach)，7月10日他在空中执行任务，扫射敌人占领的南昌机场时，遭到地面炮火的打击，飞机坠落而牺牲。
中国空军所属的俄制Tupolev SB-2中型轰炸机正在昆明进行地面维修.
战争期间担任陈纳德的参谋长的是阿尔佛雷德.哈根伯格(Alfred Hagenberger)上校，他曾经对中国特遣队进行一次调查，结果发现特遣队早刚刚成立时拥有的51架战斗机中，大部分都是原志愿队中队的P-40，另外还有第11轰炸机中队的7架中型轰炸机，及包括10架从中国空军借来的共19架P-43战斗机。
除了志愿队留下来的人，还有4月份空袭东京后留下的杜立特特遣队的生还人员。另外有7个来自英国空军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1942年春天日本人占领了缅甸大部分地区后，他们被迫逃到了这里。
按照阿尔佛雷德. 哈根伯格参谋长的说法，美国陆军空军提供了“12名飞行人员”给中国空军特遣队，其他是胡乱找来的，包括小罗伯.L.斯科特(Robert L.Scott)和曾经参加过飞越驼峰运输物资的飞行员凯拉德.海尼斯(Caldb Haynes)。布鲁斯.郝鲁威(Bruce Holloway)和约翰.艾利森(John Alison)，他们两人离开印度的第10航空队的第51战斗机大队后，飞来这里投靠陈纳德；马里安.库派(Herbert Morgan)是专门从美国过来投靠陈纳德的。德里顿.D.文森特(Dlington D. Vincent)是因为不喜欢呆在卡拉奇的办公室里，而申请调到昆明来的，后来他成为了桂林的第68混合联队的第一任指挥官。
陈纳德和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周致柔在视察中国空军,后面是Ju-52运输机
过去志愿队的第1、第2和第3中队，现在改编为中国空军特遣队的第74、75和第76战斗机中队，此外还有第16战斗机中队，还有从原志愿队三个中队长都是王牌飞行人员，现在他们又分别担任亲的指挥官，他是小弗兰克.斯茄尔(Frank Schiel)指挥第74中队，大卫.“太克斯”.希尔(David "Tex" Hill)指挥第75中队，爱德华.瑞克特(Edward Rector)指挥第76中队。
罗伯特.斯科特(Robert Scott)来到中国后，正好赶上参加志愿队的几次战斗任务，在1942年春天，他就成为了中国空军特遣队下属的第23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
中国士兵正在警卫飞虎队的P-40
中国空军特遣队表面看是一个过渡的组织。日本人在中国的战斗机比他们多得多，但是中国特遣队因为指挥官具有远见和技术，结果可以面对强敌而最终生存下来。陈纳德常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而有时又按兵不动，使得敌人难以捉摸。
中国空军特遣队成立仅仅不到一年，他们参加的空中作战行动就戏剧化地越来越繁多。日本人却也是以同样的韧性来对待这支新的对手。双方都竭尽全力试图将对方赶出中国上空。由于面临不断增加的中国特遣队的压力，日本被迫也必须大大增强它在中国空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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